3月，是春天了，也是很多国家认为的“女性历史月”。在这个3月，澎湃新闻（）思想新闻中心的编辑们看了哪些有关的书呢？

　　大学四年，白驹过隙。如何保存这段最美好的青春记忆？鲁东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8级1班42名本科生，在班主任黄修志的带领下，接续秉笔，逐月记述班级行迹及个人行思，读书、出游、上课、疫情，将四年来的班级日常一一记录，虽然琐碎平凡，文笔稚嫩平淡，但这部“班史”却展现了当代大学生最真实的精神生活状态，是一份弥足珍贵的集体记忆，是他们班级所有同学的心灵史、青春志。“班史”这种形式既古老又现代，在如今这个影像视频泛滥的时代，返璞归真，展示了“生活史”的一种可能性，也是“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最好的诠释。希望今后更多大学班级/学院能采取、发扬这种形式，看到更多这样的作品。

　　春天还是读一些漂亮的书吧。在光启明治文学经典系列的三册中，《春鸟》的封面最先吸引了我。这是日本明治时期作家、诗人国木田独步的短篇小说集。因为是经典，关于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已汗牛充栋（可参考《重读国木田独步：明治知识人的内心苦斗》），名篇《武藏野》和《难忘的人》也的确名不虚传。

　　看再多的研究，不如直接读作品。仅从读者视角而言，我最喜欢的一篇是《河雾》。故事的主人公外出奋斗多年后一事无成，并不风光地回到故乡。村里也曾有办私塾这样的事业让他自我激励过那么一会儿，但是忙到最终，他累了。他累得坐在河边，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了动力，只剩下不堪重负的疲劳。河边葬着几位故人，他忽然觉得自己的一生，跟眼前的河流一样，马上也要汇入大海了。故事的结尾，他乘条小船顺流而下，就这样走了。

　　这样不动声色地写一种极致心累的状态让我深深感动。国木田独步的短篇小说读起来愁绪缭绕，不论是《富冈先生》还是《少年的悲哀》，小说人物身上或多或少投射了处于大变动时代下的作家自己的影子。做稿时从研究者那里得知，作家的出生年份存在争议，原因是明治维新后户籍登记资料不完善，作家自己也没有特别说明过。研究大多认为是1871年，也有一部分人坚持认为是1869年。据学者说，最新的研究认为是1869年。无论是哪种，这位作家都没有活过四十岁，最终因肺结核去世。结合作家个人的经历，他一定是有过那样心累的时刻，才能写出那样平静又汹涌的感受吧。

　　作者在羌族进行田野考察时，经常听到关于“毒药猫”的故事，毒药猫传说在羌族的各个村寨里都很普遍。简单来说，就是有些女人会变得有法术，到了晚上，她的躯体在床上睡觉，而灵魂就会出来，到屋里的铁三角（灶上的铁架）下面，掏出一个小口袋，里面有各种动物的毛。她抓到一种动物的毛，在地上打个滚，就可以变成这种动物，然后出去害人——通常就是把走夜路的人摔到悬崖底下去。

　　作者很自然地联想到欧洲中世纪的猎巫传统。公元15至18世纪间，欧洲各地曾发生一波波的猎巫事件；最密集发生的时段约在1580-1650年之间。根据一些综合性研究，在那段时间，欧洲各地总共约有10万个相关的审判案件，造成约4至5万人被处死（此数字或被估计为5万至10万之间），其规模及影响之大由是可知。

　　通过比较两者，作者认为：“西方女巫传说和毒药猫传说之内在结构、符号之相似，更是一种社会表征，显示人类社会有其共同的社会本相。讲述毒药猫或女巫神话传说，以及在闲言中将村寨、村落内的少数女人视为毒药猫或女巫，说她们如何被村里青壮年人整死的故事，是人们化解群体内部冲突及对外界恐惧的一种普遍办法。羌族民间流行的‘无毒不成寨’这句谚语，也表现闲言某人为毒药猫的社会意义”。（第三章）

　　作者由此将山寨对外界的恐惧这一核心要素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描述了从原始族群到民族国家的漫长历程中，人类的恐惧与暴力的根源。他认为：

　　“无毒不成寨”的内在意涵与中国人常说的“无内忧外患，国恒亡”十分相似。只是在此，让一国之人有忧亡意识而得以团结的“内忧、外患”，与羌族民众心目中村寨内外的“毒药猫”一样，介于客观事实与人们的主观想象之间。对于“本寨”或“本国”的认同，使得这样的社群经常以神话与“历史”，以及其它日常文化表征，来妖魔化内、外敌人，藉此强化本社群与外在人群间的区分，以及本社群内的“纯净”和一体性。相对的，被妖魔化的内、外敌人（群体或个人），因与前者间的敌对、冲突，或感受到前者的敌意，也产生与之相抗的敌意与敌对行为。如此，原来在相当程度上想象的内外敌人，也就变得愈来愈“真实”了。

　　当今世界各国皆有一些政治人物经常提醒民众国家面临的“内忧”“外患”，藉此来团结其国家成员（或其选民及支持者）。虽然这些“内忧”、“外患”原来有许多建构与想象成份，然而当敌意透过各种社会文化互动而成为彼此的共同记忆与经验时，内忧、外患也渐成为真实。（第二章）

　　简单地说，就是人类社会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历程中，一直伴随着对外界的恐惧，这种恐惧既有物资匮乏带来的饥寒，也有天灾、人祸带来的伤害，为了缓解这种恐惧，需要在边缘人群中寻找替罪羊，这些边缘人群可能是不同族群，也可能是不同地域，也可能意见与主流社会不一致者，甚至就如猎巫活动中所诬指的女巫。迫害乃至消灭这些替罪羊，就成为必然的行动。

　　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人们除了能在家庭、家族等较基本的“族群”中得到实质协助外，在族群或国族等“想象社群”中所能得到的只是精神上的温暖与庇护。而这些仍只是暂时性的；外在的压力，个人遭受的挫折及因此产生的焦虑、恐惧并不因此消失。许多个人在挫折情境下要求各种“族群”认同，以近旁的他族群或本族群之边缘人作为猜疑及敌视对象，便是替罪羊现象的常见社会背景之一。（第五章）

　　毒药猫的故事也就从古代讲到了现在，作者特别在第八章讲到网络时代的毒药猫：

　　互联网的一些特性改变了当前全球的政治、社会性群众运动。通过互联网及其主题标记的联结串流功能，群众运动之发动与参与者很容易汇集和动员同志，强化敌忾同仇氛围，增进群体情感与内部团结，以及宣传及分享抗争成果。在这些方面，今日各种群众运动受益于互联网之高效率推动，此为互联网出现之前，任何地方的群众运动都难以企及的。然而这也造成一些缺失。个人的独立思考、判断，常为互联网中大量的、实时的以及真假难辨的信息所淹没与干扰，或在网络“不随众则受霸凌”的文化下被压抑。在互联网中“吸引眼球的”（而非需用脑思考、用心体会的）图片、照片、词汇、短视频，最能打动人心；太多的文字叙述违反互联网文化，文字隐喻更非数字原民所能理解。

　　网暴于是更加顺理成章、轻而易举，在网络时代，毒药猫越来越频繁地被揪出来。然而，这可能还不是最令人恐惧的，作者在前言中还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毒药猫”：

　　我将人们心目中的毒药猫分为两种，一是“内部毒药猫”，也就是前面所称大众眼中社群内的毒药猫——人们心中的“内忧”。另一则是“外界毒药猫”，这是指社会大众所恐惧的外在势力或灾难，也就是众人心目中的“外患”。这样的用词、定义及其区分，是为了说明人们常认为内、外毒药猫彼此相勾结或有关联。因而当外界毒药猫为人们带来恐惧与压力时，人们常因此猜疑内部毒药猫，或对之施以集体暴力。

　　在网络时代，社交媒体上的一言一行，都有成为“毒药猫”的隐患。即使一言不发，也避免不了。

　　自从十九世纪以来，东亚各国关于自然现象的所有传统知识几乎全都被现代科学取代了，唯有传统医疗留存至今，甚至反向传布到世界各地。中医如何从现代性的死敌转变为中国探索其自身现代性的有力象征？这是雷祥麟的《非驴非马》一书想要考察的问题。在本书看来，中医现代史的转捩点是一个企图全面废止中医的历史事件：1928年，南京成立了卫生部，次年，由西医师主导的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废止中医的提案，这项决议却促使原本缺乏组织的中医界群起集结，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国医运动，从而正式展开中西医间长达十余年的集体斗争。可以说，传统中医步入现代性的时刻，就是“当中医遇到国家”的时刻：自此，中医师致力于改革中医，大幅转化了中医的理论、实践、教育和社会网络，将自身的未来和国家的未来紧密连结在一起。在这段医学发展的政治史和国家形成的医学史中，中医、西医、国家三元力量交引互动、共同演化。对于中医能在现代史上华丽转身的原因，雷祥麟认为关键就在于他这本书的书名：“非驴非马”。也就是说，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诞生了一个中医的新物种，这种新中医具体地证明了中医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并非必然对立、水火不容。

　　面对这本名著，我当然没有太多可说的，只能做些摘抄而已。书中以义和团为例向人们解说了认识历史的三条不同途径，即历史的三调：事件、经历和神话。本书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讲述义和团的历史，而在于探讨与历史撰述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义和团只是这项工作的‘配角’”。作者的英文版序中说道：

　　作为事件的义和团代表的是对过去的一种特殊的解读，而作为神话的义和团代表的是以过去为载体而对现在进行的一种特殊的解读。两条路径都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建立了一种互动关系，在此过程中，现在的人们经常按照自己不断变化的多样化的见解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重新塑造着过去。当我们重新塑造时，过去——更确切些说，是人们经历的过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当历史学家为了说明和解释而把过去整理成“事件”叙述时，或者当神话制造者出于不同的原因而从过去提取某些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信息时，直接创造过去的人的经验世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第一部分事件所占的篇幅最少，因为作者的重点不在于此。不过对于义和拳与白莲教的关系，学术界却有很多讨论。美国学者周锡瑞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认为，两者并无关联，而日本学者佐藤公彦在《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一书中则认为义和拳起源于白莲教的一支八卦教，并且在书中言辞激烈地批评周锡瑞。

　　第二部分经历讨论的是义和团兴起的内外因素，视野当然很宽广，引发这次运动的各种因素可能都在1899至1900年汇聚于华北平原的山东、河北交界一带。

　　世纪之交华北的经验世界的这些特征，如持续的干旱、越来越多的洋人和洋物、宗教和军事合二为一的运动的蔓延（参与者都能请神附体，并相信法力无边）、谣言的流传、群体性的歇斯底里、暴力造成的死亡等等，都在1900年春天和夏天集中出现，且来势凶猛，它们之间还以极为复杂的方式互相影响、互相促动。虽然这些事情对不同群体（如中国教民、拳民、既不信教也不练拳的绝大多数普通百姓、中国的官绅、外国传教士、外国和中国的军人和官员等）的影响有轻有重，程度不同，但没有人能完全避免受到冲击。当时的中外目击者在记述见闻时都格外激动、愤怒、紧张，而最突出的是恐惧和焦虑。（74-75页）

　　那种焦虑和恐惧导致当时的谣言满天飞，叶昌炽说：市虎讹言，十有八九。作者在第五章介绍了大量这类的例子，比如天津战斗期间，有人传说某关帝庙中的塑像忽然满脸流汗，这是因为关帝也参与战斗抗击外敌，于是善男信女纷纷到庙中上香祭拜。（161页）而当时增援天津的一支美国海军陆战队中，一个年轻的士兵因为害怕被俘虏后会遭遇酷刑，吓得精神错乱，还未进入战场，就直接开枪自杀了。（169页）

　　最值得琢磨的是第三部分，对义和团的评价，在20世纪经历了起起落落，而且不同群体对其看法又截然不同。义和团运动期间和其后一段时间，中国文人写了5000余首诗，其中90％蔑视义和团，用“盗贼”“乱民”“暴徒”等贬义词描述他们。清末以义和团为主题的小说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当时民间流传的木版画往往把义和团刻画成在战场上大胜外来之敌的爱国英雄。（235-240页）

　　而在新文化运动中，“义和团为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提供了抨击旧文化中最令人厌恶和最邪恶的东西的依据”。作者介绍，蒋梦麟、王星拱、胡适等都有批评，其中最激烈的大概要算陈独秀，他在文章中写道：“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250页）赞扬者当时也有，比如辜鸿铭，他说：“皇太后、端王和义和团的小伙子们并非欧洲人和1789年巴黎兴起‘大拳匪’以来日臻完善的真正的欧洲文明的敌人，而是二者线页）当然，陈独秀、蔡和森等接受后，在1924年也发生了转变，陈独秀认为：义和团排外的根源在于外国的压迫和剥削；义和团的凶暴根本比不上外国帝国主义的野蛮残忍。（266-267页）

　　对义和团的评价达到顶峰，是在六十多年前，作者认为当时有三个特点：第一，内容不同，它符合……特殊的主旋律的需要；第二，由于了解历史的需要让位给了对史实的政治性修正，所以作为神话的义和团完全取代了历史上的义和团，甚至于历史学家们在撰写有关义和团的文章时，也成了神话制造者；第三，个人不能再随意为义和团涂抹神话色彩了，人人都得向统一的标准看齐。

　　作者在全书的最后说，历史学家“除了冒各种出错的风险试图重新勾画历史的直接参与者和神话制造者的观念外，还力求在他们的世界与当代人的世界之间搭起一座桥梁，使二者之间实现一定程度的沟通”。

　　世界的变幻可能超出了作者的想象力，有时候，“神话”会不断地回归现实。著名宗教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就认为，永恒回归的神话及永恒回归的模式，是一切宗教、仪式和神话的一个基本的主题和模式。

　　推荐语：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在自序中写道，《梦中银币》“在它所处的时代是最先直面法西斯主义浮夸表面背后隐藏的空洞现实的法语小说之一（甚至可能是第一部）”。小说第一版出版于1934年，1958-1959年，尤瑟纳尔对其进行了大幅改写，理由是“人类的故事——如果确实可能的线年前我们猜想的那样更悲惨，但是，它也变得更复杂、更精彩，有时更简单，特别是比我25年前尝试描绘的样子更离奇”。小说以半现实主义、半象征性的叙事为中心，叙述了1933年发生在墨索里尼统治下的罗马的一次暗杀，以及与之相关的几位人物的苦乐人生，他们的梦境和现实相互交织，构建出“一个叫生活的整体”。尤瑟纳尔深受自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欧洲人文主义传统浸润，文字优美灵动、哲思深邃。《梦中银币》虽然不如《哈德良回忆录》那么发人深省，但故事性更胜一筹。

　　推荐语：无论如何，总感觉自己像一个局外人。在面对咄咄逼人的“当地人”时，下意识地感到内疚，甚至羞耻。在《少数派的感受》中，作者凯茜·帕克·洪明确地表示自己作为移民和少数派的感受，是令人难堪和尴尬的。

　　作者写道：每当她的母亲用初级水平的英语和白人说话时，她总是感到难堪并插入对话。亚洲口音是如此遭人贬低，以至于作者在熟练掌握英语后，对这种口音感到敏感。作者意识到，尽管她使用英语写作，却对于用英语表达爱感到犹豫，因为不愿意家庭内部的声音泄露到外面。正如作者所说“你不能用糟糕的英语发推特”，网络要求所有人使用清晰、简洁的英语。除非在线下分享或表演，不然糟糕的英语毫无“生存空间”。“糟糕的英语”是一门正在消亡的艺术。

　　前几日在奥斯卡典礼上，演员小罗伯特·唐尼无视关继威的互动，许多亚裔都表示自己非常熟悉这种的感觉。那是一种“你不属于这里”的感觉。身为“少数派”的族裔究竟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尊严，停止自我批评，制止歧视行为？或许凯茜·帕克·洪的话能带来一些启发：“糟糕的英语曾经是一种耻辱的来源，但现在我自豪地说，它是我的传统。”

　　推荐语：这是一本通识性的小册子，很多论述并未深入展开，所以虽然有些术语，但对政治小白来说也不难懂。当然，如果这也嫌麻烦，只看刘擎教授的中译本序言亦可。兹摘录数段：

　　民粹主义可能表现为反建制、敌视精英、愤怒、非理性、不负责任、仇富、排外……但所有这些都不是其独有的特征。米勒认为，民粹主义的“界定性特征”不是反对精英，而是对“人民”代表性的垄断：民粹主义者们宣称，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才代表“真正的人民”及其意志和利益，这种对政治代表性的道德垄断才是民粹主义的独特之处。

　　（中译本序，12页）更简单地说，这些年在欧美社会甚嚣尘上的民粹主义，其核心要素是反对多元主义，垄断对人民的定义，剥夺持反对意见者的人民资格。民粹主义是西方政客为了执政而打出的一张意识形态的牌，并不是我们简单想象的西方社会底层民众反精英的一种倾向。因为不少民粹主义者就是精英，如特朗普、埃尔多安等，我们都有所了解，作者认为民粹主义的治理方式体现出三个特征：挟持国家机器的尝试、与“大众恩庇政治”（通过提供物质利益和体制恩惠换取公民支持，使民众成为民粹主义者的侍从）、系统打压公民社会的行为。

　　观察西方的民粹主义者，无论是执政还是在野，其首要任务就是设定道德和不道德的标准，以区分纯洁的人民与其对立面。而这个标准必然是单一的，反多元的；同时，人民有直接的代表，在网络时代，这个标准往往就是政治人物，比如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时的表现。他的社交账号彼时就起着这样的号召力：“真正的美国人”可以摆脱媒体，直接与某个人进行接触（或者产生与他交流的假象）。……任何与我们已有的想法相抵触的东西，都在互联网这个回音壁中被消音了。

　　一亿个体公民的一致观点，既非人民意志也非公众舆论。人民的意志完全可能，甚至能更好地通过齐声欢呼的方式体现出来，通过某些理所当然的、显而易见且无法驳斥的事物体现出来，而不必通过近五十年间谨小慎微地建构出的统计数据来体现。民主的情感越强势，越能让人坚定地意识到民主只不过是秘密投票制度的登记系统而已。与一种直接的，不仅是技术层面同时也是实质层面上的民主相比，议会就如同一个自由主义理念创造的人工机器而已，而独裁和恺撒式的方式不仅能导致人民的一致拥护，同时也能成为民主实质与权力的直接表达。

　　（68页）作者在书中多次将民粹主义与威权主义进行比较，也许我的理解有误，但感觉两者的差别并不大，也许根本理念有不同，但在那些具体的执政手段上，并无多少不同。感觉在野时是民粹主义，执政时就是威权主义。就如作者所说，民粹主义者在野时才会反对体制，掌权时完全能认可体制。这一点在特朗普身上再明显不过了。

　　如何应对西方社会的民粹主义？作者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反对民粹主义“并不意味着在政治讨论中不应该与他们互动。……可以严肃对待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同时不认同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

　　但这大概很难，因为民粹主义者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对“阴谋论”的热爱，也就是说，“人民必须永远正确，一切失败都是敌人的阴谋所致，而国内或国外的敌人总是取之不尽的”。（中译本序，12页）这还怎么谈？这本书阅读起来还是很轻松的，唯一需要注意的，大概就是控制自己不自觉的联想。

　　推荐语：《万物皆可测量》真的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而且极富当下性。之所以这么说，乃是因为目前最为流行的概念，诸如“内卷”“倦怠社会”“优绩主义”“指标”等，似乎最后都可以追溯到“量化”这个源头。那篇火遍全网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最让人不寒而栗的，也是“算法”对外卖骑手的控制和盘剥。可是，看多了相关讨论，不免有些不知其所以然的困惑：问题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成今天这样的呢？《万物皆可测量》恰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当然，只是回答了一部分，正如副标题所示，全书关注的时间段是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其实全书的主题非常简单，一句话即可概括：人类的认知是怎么从“定性”发展到“定量”的。但是，这样简单的一句话撑起来的，却是整个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商业和科层制，乃至我们喜爱的音乐与绘画，都从这种转变中来。至于“定量”为何在今天从天使沦为魔鬼，深深地束缚着我们，那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推荐语：作者斋藤环是日本心理学家，曾出版专著《母亲控制着女儿的人生——为何“弑母”如此之难？》，本书是其就母女问题出版的第二本书，也是一本对话集。作为男性的斋藤环觉得自己虽然从事这方面研究，却依然对其中的具体问题缺乏共鸣，因此邀请了五位女性来共同探讨，包括《老妈很烦》的创作者、漫画家田房永子，创作了《对岸的她》《第八日的蝉》等涉及母女题材小说的作家角田光代、画《蜥蜴女孩》的“少女漫画”家萩尾望都，以及临床心理学家信田小夜子、社会学家水无田气流。

　　与具身性、社会性别等专业性阐释路径相比，对话中五位女性谈到的真实的母女相处细节反而是比较好看的部分，尤其是几位创作者通过作品去消化、反思之后似乎变得能够理解却依然无法释怀的那些纠结、辗转，那些好气、好笑、好哭的剪不断理还乱。

　　就像斋藤环说的，父子关系也一贯存在着很多问题，但在“问题的形式”上却简单得多。而母女之间情感的复杂性几乎是最高级的。好比，“母亲抛向女儿的话语经常是她们无意识对自己说的话，是为了解决自身的问题而做出的挣扎。……所有女儿的身体里都植入了自己母亲的话语，且嵌入得很深。”田房永子称之为母亲“在我身体里留下了咒语”，需要排解，需要“除咒”。再比如斋藤环认为，母亲希望在女儿身上实现“重新活一次自己的人生”的现象，这里面既有“压制”也有“奉献”，但这种形式往往遭到女儿最强烈的反抗。而令人唏嘘的是，对母亲的控制无论是反抗还是顺从，女性都难免有一种特殊的“空虚”的感觉。无论怎么反抗和逃离，女儿得到的不只有解放的感觉，还有强烈的负罪感。

　　角田光代还谈到：“我在到达一定年龄之前，一直以为母亲就只是母亲，好像她从一开始就是母亲似的。然后有一天，我猛然意识到母亲在成为母亲之前是她自己。我觉得很不可思议，才想到‘母亲的那一部分我完全不了解啊’。反应过来妈妈在此之前不是妈妈，但那部分我肯定无法明白时，我记得自己相当震撼。……我觉得只有意识到母亲这个角色是一个不完整的女性太欣新材料科技，才能从关系中得到解脱。”

　　而对于理想的母女关系，或许我们可以援引《成为母亲的选择》一书的作者奥娜·多纳特接受采访时说的一句话来作结：“我感激我们之间的联结，以及我们之间的自由。”

　　推荐语：抱着猎奇的心态开始读这本书，读完不禁感叹：卷起来全世界都一样。纽约上东区SAT或ACT的辅导费用可以高达每小时800美元，老师全部来自名校并且在这些考试中获得满分。能够出成果的主要原因还是让学生进行大量模拟考试，辅导老师的作用仅仅在于帮助学生找到问题并且归类解决。但这些测试同样也并非可靠的衡量标准。作者也辅导过SAT或ACT满分或者接近满分的孩子，但他们最终却没能从大学毕业。对于这些超级富豪，钱不是问题，但他们还是希望孩子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名校。如果有困难，他们就想方设法帮助孩子投机取巧，比如获得考试时间的延长；实在没有办法，才会通过给学校签支票的方式让孩子获得入学资格，但这也仅限于顶级富豪。读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作者辅导这些学生时，内心一直在狂吼：“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在纽约，教育卷起来的总方针也一样，那就是“超前学”。纽约私立高中争相标榜自己独特的课程特色，但总体而言就是提前学习大学里的内容，也就类似于国内高校的“通识课程”。所以大学课程对于这些富人家庭的孩子来说，已经没什么新鲜感了。而其他一些考上哈佛大学的美国学生，听到教授口中说出他们以前只能在书本上见到的生僻词，简直要喜极而泣，“直到大二，他们还会经常读错这些词，因为他们只在书面上见过，从没听过有人这样说”——感觉同其他国家考去美国的学生差不多。作者“真心希望学生的思想变得更加自由，甚至私心地希望那些文笔优美的学生不要全部跑去华尔街”。她有一个梦想——参加从前学生的新书发布会，“但至今仍未实现”。

　　作者做了这样的家教工作15年之后，却选择携家人离开纽约。她写道：“即使我性格坚强，习惯了为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不懈努力，太欣新材料科技我还是被这座城市击败了……这座城市也让我的想法变得扭曲，我在辅导的学生身边时（除了那些无偿辅导的学生），总会觉得自己分外窘迫。”这个结局有点忧伤但又令人深思——卷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不卷，我们还有什么别的选择？

　　推荐语：记得在我的大学时代，如今已为陈迹的天涯社区出现过一个极有趣的帖子：那些让你意想不到的同框。我曾用一个下午，津津有味地浏览这个帖子，感叹原来这世上有那么多我本以为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名人，跨界留下了合影。

　　温洽溢先生这本《献给皇帝的礼物：Wedgwood瓷器王国与漫长的十八世纪》，就是一次让我意想不到的同框。Wedgwood瓷器我早有耳闻，乃是英国国宝级品牌（书中译为“玮致活”，乃是品牌创始人Josiah Wedgwood——约书亚·玮致活——的姓）；科学革命、工业革命、资本主义萌芽、启蒙运动兴起等方面的著作，这些年来，着实出了许多，我也读了不少，但是，将前者和后者串联在一起的著作，还真是头一回见，而这根串联的线索，就是约书亚·玮致活如何创办冠以自家姓的陶瓷公司，并让公司产品成为象征身份地位的奢侈品。全书故事从那一次著名的会面讲起：1793年，马戛尔尼率领英国使节团前往北京为乾隆帝贺寿，而使节团带来的诸多珍贵礼物中，就有一件Wedgwood瓷器。这个故事曾经深深地吸引了温先生，成为他撰写此书的源动力，相信也会勾起广大读者的兴趣。

　　推荐语：这是商务印书馆“公众史学译丛”里的一本，首先吸引到我的是标题——消费历史。那么，什么是历史？这个问题的回答见仁见智。本书作者关注的是大众文化中被称为“历史”的东西，所以，他认为，“‘历史’是在多种场合构建的：博物馆里、电视上、前厅里、俱乐部里、地方上以及互联网上”。而随着时代的变化、技术的更新，大众文化和当代社会中的“历史”当然也是不断变化的，这本书从六个部分考察了当代有关历史知识的重要内容：大众历史学家、数字历史、表演历史和把玩历史、电视上的历史、作为文化类型的“历史”、物质历史——这样的字眼看起来有点“虚”，从展开的目录看则更具体，我相信也会吸引到很多读者，这里讨论的对象囊括了学院派历史学家、电视名人、回忆录、历史传记、慕课、社交媒体、舞台剧、历史游戏、历史纪录片、历史电影、小说戏剧漫画、地方史、博物馆等等。作者探讨了透过这些媒介/形式，历史是如何被销售、呈现、传播和体验的。

　　这本书我读得比较慢，一方面是它关涉的内容好多，另一方面，它关注的是英国大众文化中的“历史”和历史话语权，而作为中国读者，当然更关心自身的语境，《消费历史》所探讨的“历史”以及涉及的争论，在中国可能已经发生，也或者正在发生，但或许在国内还没有像这本书一般如此“全面”地经过梳理呈现在学者或读者眼前，但这些问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推荐语：刚刚过去的3月10日是金庸诞辰百年的日子。3月份就不读《控糖革命》了，读一本金庸的书吧。翻到了这本《寻他千百度》，收录了他的四十篇散文。这四十篇文章，其中一部分是曾收录于《三剑楼随笔》里的，谈历史人物，也谈民歌谜语，有关于围棋摄影的杂谈，也有关于钱学森夫妇文章的评论，如“我觉得这篇文章很有趣味，正如他们这对夫妻是科学家与艺术家结合一样，这篇文章中也包括了科学与艺术”。

　　另有一部分剧评影评，“金庸的剧评兵分两路，一路谈京剧，一路谈改编成电影的莎剧，各各精彩”。（编选者黄子平序）比如谈到京剧《除三害》：“《除三害》这出戏从头至尾充满了英雄气概。当裘盛戎饰的周处念到‘凭俺臂力任潇洒，哪管荆棘道路差’时，我们眼前立时显现了一个怀才不遇、落魄放荡的豪杰形象。”然后写剧中人物性格、扮相，然后写角儿裘盛戎的另一出名作《将相和》，再然后讲《除三害》这出戏的流传。太欣新材料科技没什么大道理，文字也好读不艰深。谈莎翁改编电影的几篇也是类似，轻松好读、不玩脑筋，但是重在广博，谈剧作、谈电影的处理手法、谈演员、谈表演，更胜在充满热情，如：“戏的多少与演员表演的成功没有多大关系。《凯撒大帝》又是一个例子，尊吉格德排名是第三，他所演的角色也非主角，但由于他的艺术修养，缺少光彩与深度的占士·美臣、口齿不清的马龙·白兰度就显得远不及他了。”充满热情又富有修养，信手写来的小文章也不乏光彩。

　　推荐语：该书的两位作者，正是女性主义经典著作《阁楼上的疯女人》的作者。为什么在时隔40年后推出这部续作，在前言中她们将这背后的原因说得很明确，“2016年，一位能力低下、厌女倾向严重的电视红人（特朗普）在选举团中打败了一位资深优秀、志向远大的女性政治家（希拉里·克林顿）”，随后，沉寂多时的女性主义浪潮在美国复兴。本书便聚焦了1950年代以来的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涉及了贝蒂·弗里丹、西尔维亚·普拉斯、琼·狄迪恩、苏珊·桑塔格、托妮·莫里森、安妮·卡森等女性写作者、运动领袖、偶像等。当然，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所面临的环境肯定比第一波更加复杂，女性主义的概念也在发生变化，甚至于称“女性作家”是不是正确都值得商榷。就像书中提到的美国女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她就表示：“毫无疑问，性别在艺术创作中扮演重要角色，但艺术是艺术，将写作、画作、乐曲等划分为两性，是在强调性别的价值，而非艺术的价值。”两位作者继续通过梳理1950年代以后的女性写作史，试图去还原这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的爆发、不断修正以及进入新世纪后的衰退与复兴的整个过程。

　　推荐语：影子工作，我理解为看不见的工作。“母职是一种特别矛盾的影子工作形式，因为它与其他形式的家务不同，它既被贬低又被赞美。”洗衣做饭打扫卫生这些家务劳动都已经被外包出去了，儿童照顾是母亲最后一个不可替代的领域吗？“好妈妈”的角色可以被商品化吗？妈妈必然是孩子首要的依恋对象吗？

　　本书来自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卡梅隆·林·麦克唐纳在美国波士顿地区的田野调查，她访谈了30位雇主妈妈和50位儿童看护。访谈中涉及的雇主妈妈，太欣新材料科技职业是医生、高管、教授、律师、工程师……大多数人接受过研究生教育，进入职场和初次生育时的年龄都比较大，第一个孩子出生时正处于职业生涯巩固期。作者发现，她们比不那么富裕的女性更接受“密集母职”。

　　“密集母职”的概念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描述美国盛行的 “以儿童为中心、由专家指导、耗费情感、劳动密集、成本高昂”的育儿方式。“密集母职”困扰着当时的美国中产阶级母亲：在孩子小时候错过的陪伴时间是“无法弥补”的，好妈妈是“永远在场、随时贴心关怀的居家母亲”。这种不切实际的母职理想，显然也影响着当下中国的母亲们。在母婴博主聚集的某红书，常常看到上班族母亲抱怨乃至忏悔自己不能长时间参与育儿而导致种种不尽如人意，底下的高赞留言必定有一条：自己没有能力养就别生了。

　　微观政治，作者解释为发生在生活中的“小规模战争”。作为一个妈妈，太熟悉这种日常育儿中的“权力之争”了：午睡、玩耍、饮食……鸡毛蒜皮的小事可以产生无数的冲突。当需要外出工作的母亲不得不依赖有偿的儿童照顾服务，上班族妈妈和保姆之间的微妙关系便成为一个问题，因为这是不同版本的母职相互碰撞的地方。什么阻碍了她们相互尊重的、快乐的伙伴关系呢？

　　本书作者对儿童照护者——保姆或换工——给予了更多的同情与理解。看护孩子需要培养真正的情感依恋，但保姆往往需要在家庭生活中隐身，提高母亲的可见度，并且不断检视母亲/非母亲的边界。比如，当孩子天真地越过母亲/非母亲的边界乱喊“妈妈”时，意味着保姆可能没有维护好这种界限，受访的保姆中有好几人因此而被解雇——甚至包括作者自己。作者在16岁时曾经做过两个月的临时住家保姆（babysitter），她看护的孩子在一次摔倒之后只愿意接受她的安抚，而孩子的母亲束手无策，随后她便失去了这份原本可以继续下去的工作太欣新材料科技。

　　但作者并不旨在描述对立，而是意在揭示“整个系统的无情”，并提供一些启示。

　　在作者看来，谁能反抗过度密集的母职，是“那些世世代代家里的母亲都要外出工作的有色人种女性”。中产阶级则对居家母职的价值深信不疑。要冲破密集母职的牢笼，保姆需要“与雇主一起努力创造一个包含多个家长角色的新理想”。而上班族妈妈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孩子的母亲无疑是她们，但其他关爱孩子的成年人——包括配偶、其他亲属/有酬照顾者——必须而且也正在积极参与孩子的抚养。

　　一个有趣的结论是，假如工作单位能够提供“弹性工作时间”，使妈妈与孩子之间能够达到情感联系的阈值，从而使她们更有安全感，妈妈们会更愿意与他人分担母职工作。

　　推荐语：马克·费舍和他的这本小书都是独特的时代环境与文化的产物。费舍来自英国东米德兰兹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1990年代在华威大学读研期间是控制论文化研究小组的主要成员之一，博士毕业后搬到伦敦南部边缘地区定居。他长年受到抑郁症困扰，2003年在一次抑郁症发作期间创建了博客K-punk，被认为在当时占据了“博客星丛”的中心位置。2008年金融危机来临之际，他参与创办了Zer0出版公司，《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这部宣言式的文化批判作品在2009年年底出版时为批评家们所冷落，却意外赢得了无数读者的青睐，成为了经久不衰的畅销书。费舍于2017年死于自杀。

　　费舍的作品经常被诟病缺乏原创性，的确书中很多重要的论断都并非由他独创，例如第一章的标题“想象世界末日比想象资本主义末日更容易”就归在詹姆逊和齐泽克名下，费舍也常常在写作中向前辈致意。但正如本书中文版的副标题所点名的那样，费舍在摹写时代症候时融入了真挚的私人情绪。例如，费舍多年来在延续教育学院承担不稳定的教学工作，他根据自己的观察指出，在被新自由主义侵蚀的教育体系中，“学生意识到，哪怕连续缺席好几个星期，并且/或者不完成任何功课，他们也不会面临任何实质性的处罚。面对这样的自由，他们通常不会有别的追求，而只会陷入快乐（或缺乏快乐）的倦怠：迷迷糊糊，在电子游戏、通宵达旦的电视和带来的舒适中忘记忧愁。”费舍认为当下青少年中普遍的阅读障碍是一种“后阅-读”，因为他们无需阅读就可以有效处理资本的图像密集数据，而教师不得不因为要在晚期资本主义消费者的后读写主体性和尚存的规训制度的要求之间斡旋而承受巨大压力。

　　费舍的妻子佐伊在前言中回忆了他在写作《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这本书时的情形，他曾告诉妻子，这本书要是能卖出去500本他就很满意了。而在新书发布会之后的几天，他们发现佐伊怀上了他们的儿子乔治，在那个时候，一切仿佛步入了正轨。不幸终究还是发生了，但费舍在书的结尾留给读者的却是希望：“最微小的事件也能在反动的灰幕（在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下，这个灰幕标志着可能性的地平线）上撕出一个洞。在什么都不可能发生的情况下，突然一切又变得可能了。”